放在公共空间的作品就是公共艺术吗

我们看到了2018年公共艺术的大浪潮,各种公共艺术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公共艺术火热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民众公共意识的觉醒,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是否存在跟风的现象?很多时候提起公共艺术,就会拿明斯特雕塑展和越后妻有作为借鉴的范本,但关于明斯特雕塑展和越后妻有我们究竟要借鉴的是什么?对于公共艺术我们真的了解吗?在公共艺术大范围举办的当下,又有哪些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呢?

 

 

明斯特、越后妻有:我们该借鉴的是什么?

十年一届的明斯特雕塑展关于城市公共艺术的实践,三年一届的越后妻有用公共艺术改变乡村,之所以成功,与展览的机制、持续性、宣传以及在地性创作等等都是分不开的,这些也使得它们成为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公共艺术范本和借鉴对象,但反观我们,今年已经有十多场的公共艺术活动举办,在这些方面我们该如何做呢?

“这些活动能不能持久的做下去,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像越后妻有、明斯特的活动,不是头脑一热做下,而是要长期的在这方面投入,目前的形象都只是一个过程或者普及。”傅中望讲到。

很多时候,公共艺术活动,我们学到了名称,学到了一种外在的方式,但是产生不了影响,在改变社会,改变乡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新的东西上面还有很多不足,差距在哪里?

孙振华表示:“从2007年开始,我们把城市建筑双年展办公室设在深圳雕塑院,一直在做一些具体的推动工作,其实也很努力,花了不少钱,但是出了规划建筑圈子,外面老百姓知道的不多,在国际上知名度也不高,其实大家都是有雄心的,希望做的像威尼斯双年展一样,我们也多次去勘察,做新闻发布等等,但实际效果跟人家还是有差距。”

当下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形成一个好的机制:“比如我到越后妻有,北川富朗是一个民间的行为,真是源于一个这样的策划人,反复不断地说服民间做工作,其实很困难的,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受到大家接受,甚至还可以盈利,显然我们的运作模式很单调,比如政府想做,或者是大型企业想做,在这个过程中策划人如何拥有更多自主的东西,形成比较完善的,从生产、消费、推广等等一系列,包括商业营销,影响力扩大这样一个系统和链条,这方面我们还不具备,怎么形成一个关于公共艺术的机制,能够可持续的,长久的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有自己完善的造血功能,能够这样良性的发展下去,这样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

我们的传播方式也有问题,很多时候还是在国内传播,像越后妻有,更多的是一个国际性的传播,是世界性的“怎么做到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和他们之间如果有距离,一个很根本的所在,我们自身有很多限制。”

最近两届的明斯特雕塑展雕塑家陈文令都有去到现场进行观看,他表示明斯特雕塑展在举办的早期也是非常寂寞的,没有太多观众,越后妻有也同样如此“北川富朗为什么被人敬重,就在于他敢于这样坚守自己的艺术信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他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走到今天被我们看到了。”在陈文令看来,我们的活动,很多时候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而日本人在推公共艺术时,推的是他们山山水水里面所有的一切。

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在地性的理解我们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在孙振华看来,这种误区有两种,一种是本位主义“比如我们去评审作品,会强雕塑艺术家是本地人,所谓的在地性就是请他们来做”;还有一种是将在地性理解为一种题材“比如去到蒙古可以看到很多马的题材,到新疆就是歌舞。”

那么有效的在地性应该是什么样呢?本届越后妻有参展艺术家马岩松的实践就非常有意思,他用两年时间,将日本三大峡谷之一的“清津峡”一条有20多年历史的观光隧道进行改造,

在隧道内壁铺设不锈钢板,加上地面水景,营造出玄幻的效果,让人分不清虚实。在每段隧道中加入不同色彩的昏暗灯光,配衬着丰富的轻音乐,隧道的气氛变得神秘,人们对未知的想象力被无限放大。这件作品也成为了本届越后妻有的网红作品。

1997年,黄永砯受邀参加德国明斯特十年一度的国际雕塑艺术展,他也是中国唯一一位受邀参加明斯特雕塑展的艺术家,当年他在明斯特教堂里看到一尊在二战期间双臂被毁的基督像塑像,塑像仍保持被毁后的样子,只在原来手臂的位置写了一句话:“你们的手就是我的手。”为此,黄永砯在这座城市创作了东方的“千手观音”立于街头,与教堂内的断臂基督相互映照。与此同时,创作《百手观音》的另一个意向来自马塞尔·杜尚的《瓶架》。黄永砯将观音的手臂直接嫁接在“瓶架”上。

“我觉得有针对性的做法会比较好,展览的准备时间比较长,艺术家可以事先去观看地点,然后再提出计划,这个可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黄永砯讲到。

黄永砯表示,在地性一方面可以促使艺术家产生新的作品,另外一方面,作品以当地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出发,能够形成一种张力。他举例2001年深圳的华侨城曾举办过一场雕塑展,为什么要提这个展览,是因为很多艺术家都提前来观看场地,创作的均为新作,他的作品“蝙蝠计划”就是在这场展览中产生的,对于艺术家的意义非常重大。

通过艺术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地性不能孤立地来看,与所处的空间、人文背景、氛围有关,从造型、题材入手或者作者本身,可能会有问题,得有一种共同的或者是普遍性的东西,与在地性相互映照,比如情感或者语言方式,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同时又承载了很多地域的信息。

放在公共空间的作品就是公共艺术吗?

另外一方面,关于公共艺术的理论也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目前对公共艺术的理解还比较窄。” 傅中望在谈到我们对公共艺术的理解时感慨道,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是公共艺术,早期将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对等,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做个作品放在户外空间就算是公共艺术,”在孙振华看来,公共艺术完全不是那样的。

那么公共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公共艺术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是一种影响公众的艺术氛围,可以是雕塑、建筑,也可以是一块石头或者城市灯光,发生在城市空间和影响人们视觉的一种艺术形式,这是傅中望理解的公共艺术。

而在陈文令看来,公共艺术除了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之外,同时也不能预设观众,除了具有公共性之外,还要有艺术家的个性在里面,同时还要让人看得懂。

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就是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在公共空间体现民主参与共享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可以利用建筑、雕塑、绘画、水体、园林、景观、新媒体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加以实现,有地域、社区和特定环境的针对性来实施的这样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孙振华表示,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公民社会、公共空间、价值观,有制度和程序保障后多种艺术形式,有地域、社区的特点,然后是综合性,这七个左右的关键词基本上可以来界定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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