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专栏,课程

源远流长的历史,宋代苏州刻书

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发明于隋唐时期,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比欧洲开始用雕版印制圣像和纸牌要早七百多年。雕版印刷发明后,我国古代印刷书籍通称刻书,并有书商刻书、官府刻书和私人刻书之分。古代苏州是我国刻书业最早的发祥地 之一,在整个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相传旧时苏州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根据《全唐文》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和《册府元龟·学校部》所载,以及元稹的《白居易诗集序》中“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句分析,大约在中唐时期,已有书商在苏州地区刻卖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等书。日本人岛田翰撰《雕版 渊源考》引《颜氏家训》亦有“江南之书本”之称,不过至今尚无实物可资证明。唐末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刻印过《陀罗尼经》等经书,这已为多次出土文物所证实。一九七八年,苏州市瑞光塔出土木版印制的《大隋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和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印制,上 距五代末年仅四十余年,从经文刻印的质量分析,可以推知在唐末五代时期,苏州的刻书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了。

 

 

宋代苏州刻书,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官私刻书都比唐代为多,并且产生了象郑定、陆元大等技术精湛的刻书家。宋刻多用欧、柳、颜体字,字画如写,质朴挺秀,版式多用左右双边白口,黑口的多为南宋末麻沙本,讳字较多。书的首尾或序后、目 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这些书本用薄墨印刷,墨质优良,开卷往往可嗅到一种书香气。校勘精审,十分悦目,历来受文人学士注重,并为后来刻本的依据。

一九七八年四月,苏州市瑞光塔第三层塔心洞内,发现北宋初天禧元年(公元1017 年)的木刻本《妙法莲华经》一部,卷轴装,共七卷,存六卷,卷六被毁,磁青纸,呈土黄色,高16.8厘米,每卷十六块版,板长51.5到55.5厘米不 等,每开88行,每行24字,仿宋体,刻工极为规范整齐。第一卷引首部分署明:“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并书题记:“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等字样。这是一件罕见的北宋初期的珍贵木刻经卷。

其它较好的著名宋刻,还有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姑苏郡斋王琪校刻的 《杜工部集》,白文无注本为最古,一切注释分类本,都从此出。

 

 

据《书林清话》载,“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氏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工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当时司库、府县、书院也都有很好的刻书。

宋嘉熙、淳祐间校刻经卷曾盛极一时。苏州寺院刻书,有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开雕的碛砂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梵荚本,半 叶六行,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前后历时九十一年,方始告成,可见规模之巨。总观宋代苏州的刻书,虽在全国并非中心地点,但由于毗邻当时的刻书中心杭州,“苏杭间一苇可通”,刻工可相互支援,所受影响较大,因此促进了苏州刻书水平的提高,使苏州的刻书业也有相当的地位。

 

 

元统一全国后,取杭州等地的官刻书版,立兴文署管理刻书,各路儒学、书院、私宅、家塾,竟相摹刻,相当兴盛。元代苏州刻书是在宋代基础上发展的。官本多刻经史,私家多刻诗文集。元刻字体多请名手书写,或摹仿赵孟頫书法,笔画娟秀,刻艺 精良,版式沿宋代成例,一般左右双边,黑白口均有,中无讳字。但印纸和墨质较差,不及宋代。

儒学书院刻书有:天历二年(公元1329 年),平江路儒学刻《玉灵聚义》,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蓝山书院刻吴师道重校鲍彪注《战国策》,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梅谿书院无年号刻 《郑所南先生文集》、《清隽集》、《百二十图诗》、《锦残余笑》等。

私宅家塾刻书有: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范氏岁寒堂刻《范文正公集》、《别集》; 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刻《政府奏议》,姑苏叶氏戊廿无年号刻《王状元荆钗记》;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元释念常募刻《佛祖历代通鉴》等。

 

 

到了明清时期,苏州是当时江苏的两个刻书中心之一(另一刻书中心在南京),在全国颇有盛名。当时有手工业刻书坊若干,刻工数百人,民间书坊四十余家,大多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前。因而苏州“书肄之胜,比于京师”,而京师书贾中,又有不少苏 州人。

明代苏州的刻书业,据明胡应麟在他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里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 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还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可见当时苏州的刻书事业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Joe Theismann Womens Jersey

值得买 (0)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