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两条路上的年画

20世纪70年代“窗顶”年画

  管寅与管午是堂兄弟,祖辈以刻制年画木版为业,到他们曾祖父那一代,兄弟分家,分出两个店铺号,一个叫“大顺合”,一个叫“二顺合”。管寅是“大顺合”的后人,管午是“二顺合”的后人。

“窗顶”年画刻版(右)

20世纪70年代作“窗旁”年画

“窗顶”年画刻版(左)

  刻刀传到他们手上时,正赶上“文革”,传统年画被视为是迷信品,禁止生产。他们不甘沦落,顺应形势,另辟蹊径,在老版样的基础上,移花接木,刻制出一批带有时代风貌的年画,巧渡关卡。如:把贴在窗旁、窗顶的年画中的“喜”字和“麒麟送子、富贵满堂”几个字去掉,换上时潮的文字,如“丰收”“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把旧时代人物换成新时代人物,最具鲜明特征的是英雄人物,如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等。画面中的图案,如花瓶,改换成奖杯;摇钱树改换成火箭发射塔、卫星、炼钢炉、麦穗等。虽说这些年画经过改头换面,焕发了新春,但仍属工商税务部门查扣的对象。故他们不敢明着招揽生意,要暗地里接活,怕出声音,躲在地瓜窖里刨割板材,两人都经历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 

  1984年,传统年画市场开禁,年画刻版业迎来生机。可好景没持续多久,到1990年,很多版样被丝网印版取而代之。继之,机械印刷年画又异军突起,此种年画出产量高、价格低廉,一些纯用木版手工印制年画的作坊抵挡不住冲击,纷纷关门歇业,年画木版需求源头出现枯竭。面对抉择,管寅紧跟潮头,加入到“弄潮儿”的行列。管午不为所动,一心扑在刻制木版上。1993年,他们走到一个路口,分叉开两条路。以1993年为起始点,到2018年为一站点,看看他们在各自路上行走留下的足迹。 

  先看管寅:1993年,管寅放弃手中刻刀,在家中上了一台印制年画的机器,自此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他在家看守机器,儿子在外跑市场,联系客户,整个厂子犹如安了一台大马力发动机,蒸蒸日上。厂区从最初的一趟房子,发展到现在七趟房子,印刷机器(写真机)增至60多台。主要生产中堂画、家堂、对联、福字挂贴、毛泽东像等,少量出产财神、灶王等,产品在山东各地及东北、新疆等地广为发行。有一种年画叫“风水画”,专供南方,尤其在香港和台湾两地特别畅销。临村是闻名全国的红纸对联加工专业村,被誉为“中国红纸第一村”。以前,一进村就能看见家家户户的门口张挂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街上一溜两行的架杆上搭晾着红彤彤的花纸。现在管寅一家的红纸对联生产量要比整个村多出好几倍,这“一片红”,仿佛一夜之间,被吸纳褪却了颜色。很多人停下自家作坊生产,跑到管寅的厂子里来打工。2017年,管寅退到后台转任“巡视员”,儿子是总经理,厂子驶向高速发展轨道。 

  再看管午:1993年,正当年画木版滑出人们视线之际,管午接到外地某一年画产地文化部门送来的一份刻版订单,让他按照所提供的画样复制出年画木版,原年画产地已开发成小商品集散地,寻不到刻版艺人。此后,不断有人拿着画稿慕名上门求刻版,这些人中,有旅游部门的,也有收藏爱好者。年画木版不再是印刷工具,成了装饰品和收藏品。受到启发,管午四处收集资料,恢复当地清代至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年画木版近100套,仅《西游记》一套版,加套色版就用了64块木板。他在家中架起复古式印刷台案,自印年画。印出的年画,多被旅游者当纪念品买走。2017年,管午默默坚守终得回报,被评为木版年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地举办的非遗博览会,有时还被邀请到国外进行技艺展示。他现场表演,现场卖画,取得很好的效果,所得比在家要多一些。管午的儿子对祖传的手艺不感兴趣,开办了一家婚庆礼仪公司,脱离了轨迹。管午说,儿子指望不上了,就看孙子能不能喜欢,接上班。 

  管寅与管午都没离开年画这个行业,一个采用机器制版印刷,一个采用手工刻版印刷,走的是两条道,一快一慢,快有快的风光,慢有慢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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